教會的雞蛋與羔羊

近日閱讀有關教會「政治中立」的文章及言論，不其然內心哼起〈雞蛋與羔羊〉，想起當中幾句歌詞。我認為這歌或可算為「神曲」，它在佔中時期推出，歌詞難以說是準確反映當時社會情況，但具有警世性。到今日它可算是完全「應驗」了，例如：

屠刀機槍(現時就是「警棍長槍」)，高舉得囂張，要過去的價值成呆壞賬。

久安慣了曾迷信福樂是恆常，怎想到昨日還有，會剎那變走，‥‥

歌詞提出人要在雞蛋與羔羊之間作出選擇，現時大部份香港人已作出了抉擇，可是教會卻仍滯後，還在猶疑或老調重彈，例如除了少數個別較大膽及新意的觀點如分色牧養或建立顏色教會，其餘的都主要是：「教會不討論政治，免得信徒就著不是絕對的事分裂」，「教會不開放給遊行或示威者，免被誤會為政治表態」，「教會不要被世界影響，仍要如常崇拜、團契、傳福音、獻詩‥‥」，教會只作醫治群體，反對一切暴力‥‥

這些觀點在佔中時期已顯得毫無新意及完全無力，想不到在當下已劇變的香港社會中，教會仍多有這些言論，使人感到生厭。提出這些觀點的人就如這歌所描述：「惺忪醉過後(可改為：送中事件後)還信，生活又如常」。期望教會中有更多的人看清當下已截然不同的現實。雞蛋還是羔羊？「怎樣較理想，盡早思量，人已到了決志現場，再拖便遭殃，忘掉遐想」

與其遐想，不如大膽去想去試。

光復警隊

有人認為統稱警員為「黑警」並不公道，因為樹大就總會有枯枝，不應把警隊中個別敗類的惡行都算在所有警員身上。儘管我們近來發現警隊的枯枝數量遠超出想像，但我仍相信有不少良心警察，所以不太想一竹篙打一船人。當然，同一道理我也不會稱示威者為暴徒。

然而，從近來所發生的事件看，若統稱香港警隊為「黑警」或準確一點「黑警隊」，在現階段而言實不為過，因為我們可見：

1. 一大隊警員欠合理具體的理由，在眾目睽睽之下，無差別地對青少年進行搜身盤問；
2. 元朗721警黑勾結嫌疑；
3. 一隊一隊的各種軍裝警員，在執行職務時多次集體不顯示警員編號，這變相是給他們濫權的免死金牌；
4. 警方已好幾次從高處向示威人群發射催淚彈或其他子彈，這可能有違使用原則，使本是非致命武器變為可能致命武器；
5. 在811事件中，54名被捕者有31人求醫，其中6人傷勢嚴重有骨折，這情況使人懷疑警員曾集體虐打被捕者；
6. 在警員涉嫌在醫院虐打被捕者一事中，警方對自己人的調查手法之粗疏使人咋舌，難以想像；

單就上述六件事已經足以使人相信在警隊高層的默許下，中級至前線的警員集體串謀作出種種惡行或瀆職。至少，我們清楚看見警隊高層從未為他們整體或個別警員近來的任何一個錯誤道歉，只一味重覆「不理想，可以改善」等的語言藝術作為掩飾藉口。尤有甚者，低級員工的代表竟膽敢囂張地越十幾級公開批評政務司司長代表警隊道歉，四個警隊協會也與民為敵一致反對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這些都好可能顯示出警隊整體從上而下的腐化。所以，若警隊一日未就上述嫌疑給予社會合理解釋，未有高層因此問責，未公開承認他們的錯誤，未立心除去害群之馬，未支持社會去尋找真相，他們被稱為黑警，算為過份麼？

警隊是屬於人民，它若被邪惡敗類騎劫，人民就當去「光復」它。稱他們為黑警不是為了發洩情緒，而是藉此讓更多人意識到現時警隊問題的嚴重性，從而奪回我們的警隊，否則若警權一再失控下去，不單人人都可以成為黑警的受害者，暴政更會利用黑警把香港變為警察社會(Police State)。

教會的妥協與抗爭：從練乙錚談神學說起

我向來喜歡讀練乙錚的文章，因為他的討論不會流於概念爭論或陰謀論的推測，而是建基於實質的數據及事實分析。他在前日竟大談六四的神學意義，雖然他之前也曾撰文從耶穌潔淨聖殿一事討論佔中，但今次他討論神學仍使我感到有點意外，不能不讀。

練討論歷史事件與上帝啟示的關係，這是一個容易流於主觀猜想的題目，神學人討論時也要小心翼翼，但練大膽踏入這地雷區，他所提出的神學觀點因此也自然帶來不少爭議。就以我較為熟悉的新約研究而言，文章提出「保祿(羅)和他的教會都是當權派的支持者」，文章又認為保羅主義就是對政權的支持等。即使這些見解是過去保羅神學的主流意見，但新近的聖經研究特別是對保羅的政治詮釋(或稱為社會修辭學詮釋)已有力挑戰過去政治上較保守的論述。另外，文章討論到傳統教會與政權的關係時，也忽略教會過去在歐美以外許多地方如南美及韓國等跟暴政對抗的歷史。

然而，我沒有期望一個經濟學者對神學有深入及較全面的討論，所以我不是要批評練的神學觀點，我較有興趣去回應他提出有關信徒跟政權的妥協與抗議的觀點。練正確指出香港教會中不少人跟世界許多國家對中共政權的取態一樣，總期望以妥協及對話跟它交手，並且一邊交手一邊利用它所提供的好處。我想到在教會的處境中，這現象最典型例子就是以沉默去換取在國內傳福音的空間。練又認為信徒若繼續「滿懷希望地追尋對話、接受妥協，則耶和華的義怒必會降臨」。換言之，練認為信徒當抗爭，至少也應不跟政權合作。練的文章有助我整理了近年來對教會的妥協與抗爭的點滴思緒，詳情如下：

妥協

香港管治在回歸前特別是70年代起可說是合情合理，儘管社會沒有民主，但大致而言可說是用人唯才實事求是。教會在這個處境下以傳統上政治較保守的神學去回應社會，這是行之有效也是可以理解的取態，例如教會跟政權合作為社會提供各樣服務，教會也不就社會議題表態等。然而，近年來香港社會在各方面特別是管治上已完全走樣，人盡皆知。教會領袖沒有理由察覺不到這變化，我也相信他們意識到傳統的一套神學在回應社會上已漸漸不太中用，但他們當中不少人仍緊緊擁抱這套神學，我觀察及估計箇中原因是他們未知如何回應當下劇變，因為一切轉變都來得太快太陌生，所以他們只好藉著否定眼前社會的根本變化，堅持香港仍是那個「相對公義」的大都市，以此去支持他們所熟悉的一套傳統神學仍然適用，這樣才可以消除他們心中那種因時代轉變帶來的惶恐。換言之，這是「解決不到問題就索性否定問題存在」的思維。所以，他們的妥協可能是一種逃避的表現。若叫他們去跟政權抗爭，即使只是公開發聲，這對他們而言也太陌生。

抗爭

練完全否定以妥協及對話的方式跟中共交手，我對此有些保留，但認為今時今日教會以此方式去回應政權是弊多於利，走這條路的信徒也要經常保持如履薄冰的意識。所以，我認為香港教會與其走傳統的路，即是不回應社會議題或配合政權去關懷社會，例不如思考如何在當下處境作個爭戰群體。聖經中不乏信仰的正邪爭戰的內容，例如新約《以弗所書》第六章以當時軍裝各配件作比喻，呼籲信徒「擸架撐」跟惡者抗爭；《啟示錄》也有信徒跟邪惡對抗的寓象。但傳統上教會把這些內容理解為指到信徒個人品格的操練，例如努力遏止內心的歪念，或認為聖經的鬥爭意識應解作傳教時的意識形態爭戰，例如教會相信未信者被那惡者迷惑，所以信徒在傳教時為他們解惑就是跟邪惡爭戰。靈恩派教會較多著重屬靈爭戰意識，但他們對爭戰的詮釋若非上述範疇便是有關靈界的鬥爭，後者往往涉及一些個人或宗教層面的神蹟奇事，例如驅鬼。我不否定這些詮釋的合理性，但我想提出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從社會整體的角度詮釋信仰的正邪爭戰，因為我們不能排除邪惡在個人私德、意識形態信念及神秘經驗之外的彰顯，例如藉制度上的不義及敗壞的政權在世肆虐，所以教會也當思考如何在這方面跟惡者爭戰。事實上，近代教會歷史有不少這方面的事例可作具體參考，例如如南美、德國及韓國等教會所走過的路，或是成功或是失敗，也有助香港教會尋索如何更全面跟惡者爭戰。

我尊重那些仍選擇或被迫跟政權妥協與合作的信徒，也明白那些跟政權作具體抗爭的信徒。其實兩者在教會中應並存以發揮彼此提醒的作用：跟政權合作去默默服侍的人提醒著抗爭者，他們要對抗的除了是眼前的不義，還有背後那惡者，在抗爭之餘也不要有破壞無建設；同樣，抗爭也是一個信息叫作服侍的人要意識到愛人之餘更要愛上帝，在服侍之餘慎防過度妥協，不知不覺間出賣了靈魂也不自知。然而，現時香港教會的情況似是妥協有餘抗爭不足，若寒冬還未開始，我們還需要在更多跟邪惡作全面抗爭的信徒。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

武術，於我而言，它總是有著一種魅力。這魅力包括以下四方面：

1.  美感：武術本身就有一種美感，不論是二人對決的招來招往，還是大場面的打鬥，都可以打得優美，充滿美感。

2.  爽快：所謂「武無第二」，武術就是要打倒別人取勝。武者把人KO，過程未必一定很美，但他內心就一定感到很爽。即使只是眼見惡人被KO，內心也會有這感覺。

3.  具體：武術不應只有拳腳的功夫，背後還有一套哲理及道德價值。武者的艱苦斷練、他面對傷痛甚至死亡的恐懼、比武成敗對他的衝激、他的忍耐、點到即止及迎難而上等，都可以把武術背後的抽象的哲理具體地表達出來。

4.  實用：這個不用多說，不管從年少時跟同學打架，女士防狼、日常見義勇為之舉等，武術都是很實用。

有武術電影較著重表達武術之美感及爽快，所以戲中有一場接一場的打鬥，其中總有超離地的「我要打十個」場面，真是目不暇給。《空手道》著重表達武術的具體魅力，藉著主角平川真理打擂台故事，和另一角色陳強跟黑道人物的打鬥片段，把武者發奮精神及道義等具體地表達出來。電影也有美感魅力，但這大多數是構圖及鏡頭運用之靜態美，最有動感的美就是平片彰(平川真理的父親)在草原上打空手道套拳的一幕。

《空手道》的故事確實是較為平淡，它還有很多可以發揮空間。[1]然而，電影也有別具心思之處，例如最後一幕(現時暫且要賣個關子)是貫穿了整個故事，表達出「人要接受失敗，這才可以勝過失敗的陰影」。電影中陳強要求平川真理打一場擂台，不管嬴或輸，只要她盡力捱到最後一刻；陳強在訓練平川真理時也曾語重心腸對她說，她一定會遇到比她強的人。這些片段都是要表達如何面對失敗比成敗本身更重要。《一代宗師》的葉問(梁朝偉飾)說過一句名言「功夫，兩個字，一橫一豎；錯的，倒下；對的，站著。」所以，我們的焦點都集中在站著的一位。然而，花無百日紅，最強的人也有倒下的一天，步下他舞台的一日。所以人未能接受或面對失敗，他就可能一直活在失敗的陰影下。

從導演杜汶澤的背景看，《空手道》或多或少回應著現時香港社會的政治情況。事實上，電影中有好幾幕及好幾段對話也明顯表達出這方面信息。所以，這電影讓人想到儘管過去的社運失敗了，政權比以往更無所不用其極去打壓社運力量，香港整體也似輸了。然而，香港人總不能因此就陷於失敗的陰影中一蹶不振，怕失敗或見不到出路就自我放棄。電影要表達的信息：即使最後被打倒，也要捱到最後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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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詳情可參這篇影評〈香港亞洲電影節隆重呈獻:《空手道》(The Empty Hands)點評:你無法改變世界，但你能改變自己!〉。

從Reimagining Paul's Mission到Reimagining HK Church's Mission

這書不是新作(2008年著作)，也說不上對新約研究有影響，但在此時此地拿起它來讀，或可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再想像香港教會的使命。

這書從羅馬帝國意識及性別的評鑑角度 (empire-critical and gender-critical perspectives)重新為保羅所說的「外邦」ἔθνος下新定義，認為保羅用這字是指到那些被羅馬征服的民族，當中包括猶太人。所以，「外邦」一字應由傳統所理解的「非猶太」改為「非羅馬」。保羅蒙召作外邦人的使徒，意思是作被羅馬征服的民族的使徒，凝聚他們歸入以色列的上帝的旗下，突破及顛覆羅馬帝國對普世、權力與性別關係的論述。

這書的論證大致如下：

1.          羅馬帝國時期好些雕像或圖像以男性及武力的形象代表羅馬，又以被制伏的女性形象代表其他民族。它們在視覺上向當時的人表達一個意識：羅馬帝國以其無可匹敵的力量征服各民族，這猶如男性以武力制伏女性並對她作出性侵一樣。

2.          文獻顯示羅馬帝國看自己的使命是藉著武力使其他民族歸化羅馬。被征服的民族在羅馬的威權下才可以得著文明、和平及穩定。這是羅馬帝國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是那些被征服的民族所要接受的不可抗逆及天經地義的道理。

3.          《加拉太書》一章13至17節及三章26節至六章2節中好幾段經文顯示，保羅從以往一個男性征服者的形象，轉變為女性被征服者的角色。這顯示保羅跟那些被羅馬征服的人作身份認同。保羅要作外邦的使徒，就是作他們的使徒。

4.          保羅作為被羅馬征服的人的使徒，其使命是抗衡羅馬帝國意識以所謂文明的名義把人奴化。保羅所傳的福音是要讓那些被羅馬征服的民族連結於以色列而歸於上帝，藉此得著對未來的新盼望。這盼望更勝歸化羅馬後所換來的和平穩定。另外，保羅在《加拉太書》分別把耶穌基督及以色列描述為被征服者及婦人，這正正顛覆羅馬帝國貶低被征服者及女性的意識形態。

好幾篇書評認為這書創意有餘而論證不足，它也沒有處理跟論題相關的問題，例如若保羅是要作被羅馬征服的人的使徒，那麼我們當如何理解《加拉太書》二章9節的分工(保羅往外邦人那裏去，彼得等使徒往受割禮的人那裏去)？我認同這些評論意見。然而有關這書，我想說的是它跟今天香港教會使命的關係。[1]

當香港人近來聽見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又聽見「牢牢掌握對港全面管治權」的論述；同時又想起過去幾年間，大學有「等埋首副」事件，法律有今日釋法定昨天的罪，教育有偏頗的國民教育教材，言論自由下的社會有不可討論的敏感題目，香港向來引以為傲的廉署也有多番震盪等，這些事都使人感到香港要面對一股不可抗拒而又不能認同的入侵勢力，香港也快要淪陷為威權管治的年代，其中順者則昌，逆者則亡。在這形勢下，香港人會否有一種無力、無奈及被征服的感受？在過去，香港教會的使命有關注個人靈魂得救，有濟弱扶傾的事工，有社會政策關懷，也有近來的社區深耕細作，但當社會瀰漫著一種被征服感受，這書的討論或可以提供一個參考平台讓我們再想像香港教會的使命。

這書的其中一個結論：保羅藉以色列的上帝的論述取代羅馬帝國的論述，把被征服者從各種奴役中釋放出來，使他們彼此有著一個肯定人性價值、有主體性、平等及和平共處的結連。不管這結論是否在聖經研究上站得住腳，它也可以讓我們去想像香港教會是否可以為社會提供一個論述，顛覆威權對人欺壓及欺騙的論述，為那些感到被征服的香港人帶來釋放與希望？我想到以下三點：

1.          面對一個不接受普世價值的中國夢，教會要提出一個必要臨到的天國夢，當中有著普世公義及對邊緣者的慈愛。

2.          面對全面管治權的論述，教會要活出真正僕人領袖的榜樣，以美德去感召人而不是權力及知識去壓制人。

3.          面對國家主義的神聖化或個人崇拜偶像化，教會更當常要宣告只有上帝才配受聖神的地位，警告社會防範不同型式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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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目的不是作書評，而是藉這書反思今日教會的使命。若想要多了解這書，可參這篇較仔細的書評：Susan M. Elliott, review of Apostle to the Conquered: Reimagining Paul's Mission, Catholic Biblical Quarterly, vol. 73 Issue 2 (Apr. 2011), 399-400。

十個拆彈的少年，拆掉了國家神聖的一面

二次大戰過後，許多德國少年戰俘被強迫拆走德軍所埋下的地雷，他們在完成這危險任務之後才可得到釋放返回德國。電影《十個拆彈的少年》(Land of Mine)以此事為背景，講述一名丹麥軍官被指派帶領十名少年德國戰俘拆去海灘上45000個地雷。在二戰期間，丹麥曾被德國佔領了一段日子，所以戰後丹麥人對德國人恨之入骨，這名軍官也不例外，但他因著親身接觸這些少年人，又親眼目睹他們一個又一個在拆地雷時斷送生命，就改變了對這些德國少年人的觀感，最後他竟設法營救那幾名僅餘存活的少年人。

現實往往是複雜，這電影沒有淡化這事的複雜性，它有好幾幕刻意顯出一些難言對錯的矛盾，例如軍官沒有為德國少年提供食物，以致他們身體不適，這大大增加他們拆地雷時的風險，但另一方面，劇情也指出戰後食物供應十分緊張，丹麥人沒有理由為德國戰俘提供食物。又例如丹麥強迫少不更事的少年人拆地雷固然是不公平，但這些少年人既然上得戰場，就是德軍的一份子，比起丹麥人他們就更應去拆除德軍埋下的地雷。事實上，若他們不去拆，最後就必然是沒有人拆或由丹麥人冒死去拆，這對丹麥又豈是公平？

然而，不管誰對誰錯，這些少年人確實是其中一群無辜者。那麼，到底是誰迫使這些仍有大好青春的少年人去冒死？首先當然是丹麥人，他們只因著少年人是德國軍人，又因著丹麥人的國仇家恨大命題，就掩蓋了他們對少年人的憐惜，不理他們的死活。其次是德國人，或許在戰爭後期德國壯男大多數己上了戰場，只剩下少年人，但為著國家的「偉大目標」，德國就連少年人也不放過，推他們上戰場去，他們也因此成為戰俘。不論是丹麥人或德國人，背後也是一種國家意識及情懷，使丹麥人去恨一些私下跟他們無怨無仇的少年人，也使德國人親手摧毀他們的下一代，間接叫下一代作他們的代罪羔羊，去還他們所留下的戰爭債。

所以，十名少年拆掉地雷，他們的故事也拆掉所謂國仇家恨的大義凜然，讓那軍官可以脫離國仇家恨的綑綁，以人本性的善去對待這些少年人。少年人的故事也拆掉了所謂為國捐軀成就大義的神聖，叫我們反思國家這群體到底有多神聖。

誠然，人是活在群體之中，這群體可以是一個個具體有交往的三五知己，親朋戚友；也可以是概念性及以地域或血緣為本的社區、城市及國家；又可以是以價值、信念及傳統為本的宗教群體或世界公民。那個群體可以說是比起其他群體更神聖及重要？論具體，國家比不上親朋戚友的群體；論範圍廣闊，國家又比不上宗教群體或世界公民，那麼國家這群體的超然神聖地位從何而來？一個人要背負多少國仇家恨？人為國家名義的犧牲，又可以去到幾盡？有關國家的神聖，社會學家Zygmunt Bauman所言甚是：

In most of its descriptions, modernity is presented as a time of secularization …… and disenchantment. What is less often mentioned, however, though it should be, is that modernity also deified and enchanted the “nation,” the new authority—and so by proxy the man-made institutions that claimed to speak and act in its name. “The sacred” was not so much disavowed as made the target of an “unfriendly takeover”: moved under different management and put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ergent nation-state.[1]

在大部分對它的描述中，現代性被說成是一個世俗化‥‥‥和解魅化的時期。然而，較少提及的(雖然應該提及)是，現代性也把「國家」這個新的權威神格化和迷住了 — 那些聲稱以國家的名義說話行事的、由人所創辦的、並代表國家的機構亦復如是。與其說「神聖的成分」被否認，不如說它成為了一種「被不友善的接管」的對象：被另一種管理手法移除，並使之為新興的國家效勞。(李金好譯)

簡單而言，Bauman大致指出現代為以往很多東西除去神聖的元素，卻為「國家」這概念添上神聖一面。然而，今日不少人把這些添上的神聖，看為是理所當然。走筆至此，想起香港近來有好幾件關於國家及國旗的神聖不可侵犯事件，不禁有點心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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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ygmunt Bauman,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2005), 44.

被忽略的Collateral Beauty

當我跟人說在假期看了《最美麗的安排》(Collateral Beauty)，有人表示不知道有這電影。這電影雖然星光熠熠，但其光芒始終比不上同期上映的大型製作如《星戰外傳》等，加上它沒有科技、打鬥及古靈精怪內容，所以它被人忽略也不為奇。這電影在美國的票房雖未能達標，香港和台灣的影評也是毀譽參半，但它的劇情是很有心思，不少影評也欣賞它的戲中戲部份及使人意外的情節，所以我建議打算去看這電影的朋友在觀看前不要讀太多的影評，本文也盡量不作戲透。但另一方面，不少人批評劇情的旁枝太多，以致主角的故事未能發揮電影裏三大概念「死亡．時間．愛」，部份劇情的發展又太過突然。儘管這些批評並非毫無道理，但這電影對苦難問題的處理及帶給觀眾的反思，仍是十分值得欣賞。

Howard 的三友

電影故事敘述主角Howard因喪失女兒的打擊，終日活在自己的世界，並且定期寫信給死亡、時間及愛。Howard三個朋友兼同事，為公為私，請了三名演員分別扮演死亡、時間及愛，以此進入Howard內心世界，期望可以把他帶回現實。電影就是以「死亡．時間．愛」這三個甚具哲理意味的概念為軸心，在Howard故事連同他三位朋友個人故事為背景下交織而成。所以，若觀眾只集中焦點在Howard一人身上，便會感到電影的信息隱晦不明。我嘗試從兩個進路去詮釋這電影。

死亡、愛、時間

What is your Why ?‥‥‥Death, Time and Love

第一個進路：正如新約聖經書信的引言部份，往往包含整卷書的重要信息，電影第一幕也似乎有這伏線。第一幕，Howard在他風光時給他的員工發表講話，Howard問他們“What is your Why”，藉此帶出「死亡．時間．愛」把人連繫起來。然而，正正是「死亡．時間．愛」不許人去問Why。在電影故事中，有人生活美滿卻要面對死亡，有人錯過了一去不復返的生育時間，又有人受到他所愛的女兒無情的拒絕。在Howard的故事中，他曾嘗試跟死亡作交易，但死亡沒有給他半點討價還價的餘地；他以為時間可以治癒傷痛，可是時間在他身上沒有這作用；他所愛的女兒最終離開他，他認為愛也因此離開他而去。在這一切的事上，人去問Why是沒有意思，也不會得到滿意的回答。

Howard跟死亡對質

第二個進路：一個文本重覆之處，往往可能是它想要強調之信息。電影也藉這手法引帶出意想不到的情節，也以此去表達重要信息：在痛苦中不要忽略Collateral Beauty。人雖說在苦難及無奈中不可問Why，只可以接受，但電影要說的是苦難再苦也總會附帶有一份美麗(Collateral Beauty)。那面對死亡的人，坦白跟家人說出其病情，彼此正式作個道別，這是一種美；錯過生育年齡的人，仍有很多時間去培育後輩成為她非血緣的孩子；被女兒拒絕的人，仍可以繼續向女兒表達他的愛。這些都是一種美，在苦難中把不同的人連繫起來成為美。

Howard 不接受有 Collateral Beauty

這些美麗就如苦難的附件一樣，人遇上苦難時也同時遇上這些附帶的美麗。所以，苦難雖沒有過去，人也沒有找到它們的Why，但人在其中可以找到這些附帶的美麗(Collateral Beauty)。在Howard故事中，輔導員Madeleine以其親身經驗向Howard分享Collateral Beauty概念，可是Howard起初不能接受。後來，他跟太太回復昔日關係，這或許顯示他最終找到這種把人連繫起來的Collateral Beauty。誠然，電影似乎沒有清楚交代Howard為何有這轉變。若Collateral Beauty在電影裏有上述的意思，電影名中譯「最美麗的安排」是一個錯誤的翻譯。

人生在世總有很多苦難及無奈。有人曾說苦難之所以苦，在於苦難是沒有合理解釋。然而，電影要指出沒有百份百的苦難，再苦的事也總會有它的Collateral Beauty。從信仰的角度而言，這世界仍是天父的世界，「罪惡雖然好像得勝，天父仍然掌權」，這可以是Collateral Beauty的神學基礎。然而，人在苦難中很容易只見苦而忽略Collateral Beauty，就如人在今個假期容易忽略了Collateral Beauty這電影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