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下)

上文〈教會內的學術自由(中)〉論到學術自由跟基督信仰並不矛盾，在實際上教會與教會大學應保持一種互信的張力，好讓教會大學可以在學術自由下幫助教會適切回應時代的變化。在香港教會的處境下，這一切或許可以應用在神學院與所屬宗派(或支持教會)的關係，但這並非本文所要關注，本文想要討論學術自由如何在教會中得以普及，甚至落實於看似跟它風馬牛不相及的堂會之中。在未討論「如何」之前，我們可能先要討論「為何」：堂會為何要體現出學術自由的價值？兩者為何會拉上關係？

猶記得年多前，當普選議題在全城鬧得熱烘烘之時，有親建制人士質問支持普選的陳日君，他的主教位份又為何不是經教內選舉產生？提問者或許是帶著挑釁的心態，但這問題本身值得教會反思。當然，教會本身有其信念、傳統及文化，跟公民社會的情況有所不同，所以兩者不可同日而語作直接比較，但若教會在高談支持普選及學術自由之餘，教會本身體制或在不同層面也甚少反映出這些價值，教會是否顯得有點言行不一，能說不能行？其實，教會除了以宣講或文字聲明等表達信息之外，其體制與運作本身也是一個信息，若教會沒有一處彰顯學術自由的價值，仍留在教會的信徒自然不太重視教會內的學術自由，教會對外宣稱著重學術自由等信息，也必然被打上折扣。所以，教會可以思考如何在體制及不同層面的運作之中，或是宗派傳統，崇拜模式及小組團契等，彰顯出當代社會所重視的社群美德及價值，這就如聖經所說「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這不但讓教會可以言行一致，教會也可以作為實踐這些社群價值的個別範例，供人參考。

本文就著學術自由這方面提出幾個建議，好讓堂會在日常運作可彰顯出學術自由的價值。然而，學術自由的討論往往跟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獨立架構等有關，所以以下建議不把這些作出區分。在堂會的日常運作之中，講道及主日學是主要跟學術自由較有關係的事工，以下是有關這些事工的天馬行空構想：

主日學 — 在現時神學教育普及的情況下，不少在職信徒領袖也有資格在堂會教導主日學。但主日學的安排包括課題及老師人選，大多數是由牧者決定。若要主日學多一點自由空間，堂會可考慮開放一個公開主日學科目，讓會友自由提出課題、內容及老師人選的建議，最後由會眾投票決定那個建議成為公開科目。這安排有點像社會要求政府開放公眾電波頻道作民間廣播。在這安排下，個別有學職的信徒可以有機會獨立地，直接及公開跟會眾討論信仰題目，教會領導若對課堂內容有不同觀點，他們可以在課堂上作出回應。

講道 — 不少堂會也安排信徒領袖教授主日學，但少有堂會接受信徒領袖負責講道事奉，這不但是實際技巧的問題，更涉及對講道背後的傳統及信念。然而，堂會也可以讓信徒以其他方式參與講道事奉，例如在講道後增設由信徒領袖負責的回應環節。另外，一般信徒也可以藉著講道檢討去參與講道的安排。現時大部份堂會的講道安排都是由牧者一手包辦，牧者之間或會就著每次講道有檢討，但這些檢討很少會對外開放。所以，堂會可以考慮定期對講道作普及量化調查，好使教會領導大致了解會眾對講道的意見，從而作出適切的安排。其實，坦白地說，會眾是每次講道的直接受眾，他們在沒有選擇之下每週要花上個多小時聽道，若說他們在講道的檢討上應有一定參與，實不為過。與此同時，堂會還要在講道上作深入一點的檢討，例如定期召開講道檢討會議，讓牧者跟執事、堂委及個別資深信徒等一同在這方面作具體傾談。當堂會設立了這些檢討機制，並且按檢討結果調整講道安排，堂會的講壇可以保持持平開放，減低被個別教會領袖，按其一己的信念或其他原因，壟斷了講道的安排，從而也主導了堂會的教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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